智慧城市 處在理想主義與現實主義之間的界限
2015年01月21日 18:17:18來源:中國測控網點擊量:40477
導讀我們腦海中的智慧城市,智慧無處不在,可以是走在馬路上,環保指數就在眼里;或許,窩在家里的沙發上,遠程診斷正在進行中;或許,從會場趕往機場,行李已經運送上飛機……事情的流程繁瑣,如何避免東奔西跑?有事待辦,只需輕觸手中按鍵。
【中國安防展覽網 智慧城市】 我們腦海中的智慧城市,智慧無處不在,可以是走在馬路上,環保指數就在眼里;或許,窩在家里的沙發上,遠程診斷正在進行中;或許,從會場趕往機場,行李已經運送上飛機……事情的流程繁瑣,如何避免東奔西跑?有事待辦,只需輕觸手中按鍵。及時宜居的環境指數,數小時之間的天氣變化情況,幾秒鐘智能身份識別,一切都和智能有關,一切和網絡有關,一切和信息有關。
智慧城市建設有諸多好處,比如改善城市管理,以更的高科技信息手段對城市進行管理;信息科技為居民提供一個舒適宜居、綠色環保的生活環境,也提供了高質量的公共信息增值服務,提高市民的生活質量。
智能城市的遠景目標是實現無縫通信服務,包括寬帶網絡、四網服務、基于地點的服務;實現一卡通、智能卡、多功能設備智能化實現媒體、車站等新一代信息通信智能化;實現醫療、安保、信息安全等智能化,實現交通信息、宜居環境服務、城市地理信息系統智能化;實現門戶網站、呼叫中心、禮賓服務智能化。
是優化的“監獄”還是思想文化的熔爐
當然,對此也有反理想主義者的批評:智慧城市的愿景,對普通市民來說,到底意味著什么?這個提問本身,已在技術烏托邦主義者和后現代的漫步者之間引發了一場言論大戰。即,城市應該是一個優化的監獄,還是一個思想文化的熔爐?
市民又將在智慧城市中扮演什么角色?是被當成免費的數據員,自發地為用以牟利的私人數據庫提供信息?還是被作為一個平行移動的像素,去工作、逛街、回家的路上,全被可視化3D顯示出來?或者,市民將對難以管控的事態以及人權侵犯付諸正當訴求?“為什么智慧城市只是技術改進?”荷蘭建筑師雷姆庫哈斯(RemKoolhaas)如此問,“怎樣才算是越界違法?”
智慧城市的概念,至少要追溯到自動交通燈的發明,自動交通燈于1922年在美國休斯敦次使用。英國作家里奧霍利斯(LeoHollis)在其新書《適合你的城市:大都市里的天才們》中說到,近代對智慧城市的思考,其一大成果,無疑是倫敦地下列車的指示板。然而,在過去十年里,隨著新興的網絡連接無處不在,加之電子產品微縮化,比如現在常見的射頻識別標簽,這使得在智慧城市的概念中,城市似乎被具像化為一個巨大的、的機器人。
而這種機器人的城市愿景,在倫敦經濟政治學院城市中心的亞當格林菲爾德(AdamGreenfield)看來,其根源來自一些科技巨頭,像IBM、思科以及軟件公司等,他們無不希望獲得市政的大合同,從中謀利。
格林菲爾德在他2013年的《反對智慧城市》中指出,“智慧城市理念作為一種完整意義上的當代形式,不是源自在城市規劃理論和實踐上做出過貢獻的任何黨派、團體或個人,而是起源于那些科技巨頭。”韓國松島這樣的新城,已依據這樣的模板開始建設:它的建筑有氣溫自動調控系統并進行訪問;城市道路、水、廢棄物和電力系統都由密集的電子傳感器連接,以使城市控制中心追蹤到居民活動,適時做出應對。但這樣的地方彌漫著一種詭異的感覺,像是半成品的城市,對此,游客可能不會驚訝。
紐約大學的安東尼M.湯森(AntonyMTownsend)在他2013年的著作《智慧城市》中指出,松島建立的初衷,是作為“一種為貿易而戰的武器”,設想“用更低的稅收和更少的監管,來吸引跨國公司去松島開展亞洲業務”。
與此同時,印度總理納倫德拉莫迪(NarendraModi)已承諾,建設不少于100座智慧城市。
然而,至少在短期內,真正“智慧城市的創新點”無疑都落在倫敦、紐約、巴塞羅納和舊金山這樣的大都市。的確,比如倫敦,很多人認為它現在是地球上智慧的城市。倫敦因特爾協作研究院的主任鄧肯威爾遜(DuncanWilson)就將倫敦稱為技術應用的“生活實驗室”。
當技術專家希望將先進網絡和精密設備植入到幾百年的老街時,那些根深蒂固的社會習俗和行為模式將面臨怎樣的挑戰?這正是近期在倫敦港區舉辦的“重來未來城市峰會”的核心主題,12月4日、5日持續兩天的峰會門票,暴漲到600歐元。
該活動的結構像TED演講的快速剪輯,在能集中注意力的15分鐘里,投資者會聽到一個個演示內容,從情感制圖到仿生建筑等無所不包。觀眾席中,沒有一個筆記本電腦是非蘋果牌,隨時能看到至少有一位與會者正在把玩谷歌的一款“拓展現實”的智能眼鏡。
一位自主機器人的研究者稱,要“取代智能手機,我想要你們所有人都擁有一部口袋無人機。”就在擠進觀眾席之前,一部裝有攝像頭的無人機,像一個拳頭大的蚊子在四周嗡嗡作響。發言者們還熱衷App城市旅游交通圖;并好奇蘇黎世這個城市怎么能前衛現代又非常文明;看到城市擴大對技術方案的預算演示,人們又談論隨之而來的“巨大商機”。
引人關注的是,雖然不少發言者小心地貶低了智慧城市原先的理念,但這已經不言自明。其中,演講有趣的,是英國城市咨詢公司Umbrellium.的創始人烏斯曼哈克。他指出,科技企業關于智慧城市的那一套說辭,無非效率、優化、可預見性、便利性和安全性。即“你將準時上班;享受無縫隙的購物體驗;能安全通過攝像頭等。當然,所有這些事情能使一個城市相對容易忍受,但不能使得這個城市變得更有價值。”
烏斯曼哈克還觀察到,科技公司競標市政合同時打出的廣告已清楚地昭示了其真正目標:“他們真正要對話的人是城市管理者,因為只有市政高官能拍板聲稱,決策不是某個人做的,而是遵從大數據。”
當然,在峰會的發言者中,拒絕科技公司在智慧城市上那一套自上而下的思維的人,也要證明自己的技術措施能讓一個城市變得更智慧。以烏斯曼哈克的技術項目“Thingful”為例,其號稱是物聯網的一個搜索引擎:人們早上騎車上班時,通過個性化儀表板查看當地數據,就能獲悉污染指數和交通狀況,以及附近是否有循環租用的車架。
“智慧城市曾是錯誤的理念以錯誤的方式被扔給了錯誤的人,”來自英國創新機構“未來城市發射器”的執行董事丹希爾稱,“過去的智慧城市從來沒有回答過這個問題:如何以可觸及的、本地的方式,影響人們的生活、工作和休憩?”丹希爾自己的工作之一,是“城市解鎖”科技應用,即對智能手機做一個創新的聲頻接口,為視覺障礙者過街做向導。丹希爾也加入了曼徹斯特現在的智慧城市倡議,包括做一些非常乏味的事,比如徹底檢查牛津路的走廊。
對于這些“智慧的東西”,丹希爾認為,“它們不再只是IT,或者說已經重要到不能再叫IT了,在一個IT城市里,你無法真正低看它們。一個智慧的城市,應該是低碳的、人們容易移動、能就業和居住的城市,曼徹斯特已經認識到了。”創新科技與智慧城市
這個峰會還傳遞出一條關鍵信息:無論智慧城市是什么樣子,只要它是接地氣的,都會被接受,正如丹希爾稱之為“一種自下而上的路徑或由市民主導的模式”。當然,很多努力也正往這個方向推進。
一個已發展到匯集百萬電子耳、電子眼和電子鼻功能的傳感網,可能推動城市未來變成一個龐大的舞臺,通過訪問數據源,即可對這個大舞臺進行的監視。
只要看一個高科技中樞,即IBM為巴西里約熱內盧建立的中央控制中心,你就會發現,英國作家喬治奧威爾在他的著作《1984》虛擬的全城監視景象,已驚人地在今天實現了。在該控制中心,掛滿的屏幕就像美國國家航天局任務控制中心對城市的監控。對此,安東尼M.湯森解釋:“一開始它是作為一種預測下雨、處理洪水的反饋機制,后來逐漸變為對整個城市進行高精度控制的系統。”湯森還引用了里約市長愛德華多帕埃斯(EduardoPaes)的話,市長對此夸耀:“控制中心使我們可以觀察城市的每個角落,一天24小時一周7天,全天候不間斷。”
更重要的是,如果一座城市有一個“控制系統”,那么當這個系統出現故障時,又會發生什么?必定與使它崩潰的軟件相關。這樣的智慧城市,在霍利斯看來,只是一個“測試版”。而且毫無疑問,事故終將發生:無人汽車將撞車;病毒將入侵所有交通系統或電網;無人機將撞上客機。到時,建造者們將會看到,智慧城市到底有多智慧?
在實施讓城市變得更智慧的舉措之前,先把它放在虛擬世界中實驗,這其實是城市管理者減少干擾的一種方法。背后支持這種理念的,是城市模擬公司Simudyne。該公司對地震應急規劃、醫院撤離等城市問題,進行精細的電腦化模擬。這就像電腦游戲《模擬城市》,模擬真實的世界。實際上,Simudyne公司正從視頻游戲界吸納大量人才。“當我們干活時,我們就只是數學家,”該公司CEO賈斯汀里昂(JustinLyon)接著闡述,“人們在看到我們的模擬時,會開玩笑說不太理解。所以五、六年前,我們就開發了一套新系統,允許進行可視化,這樣就能看到非常漂亮的圖景。”這種模擬能讓玩家化為身臨其境的主角,或者以自上而下的思維來操作,在虛擬空間里,可以直接放棄你的決策。
而在“漂亮圖景”上,英國的ScanLAB工作室開發了其范例用途。他們使用激光掃描和探地雷達,將真實的場地可視化為3D模型,這樣的模擬可被用來做藝術裝置和娛樂活動。比如,他們為BBC繪制了古羅馬地下空間圖。對于一個被使用的地域,無論地上還是地下,他們都能以分層化的歷史副本呈現,以滿足法醫考古的公正性以及儲存之需。就像“再現死亡營”工程一樣,他們聯合“法理建筑”(ForensicArchitecture)學會,對前南斯拉夫兩個集中營遺址的生命層和證據層進行了剖析。
Simudyne公司做模擬的同時做可視化,其工作就是將底層的算法和數據進行“游戲化”。由此,任何人都可以利用初始條件來玩,并看到展開決策后的結果。這樣的模擬,會不會有一天,與商業視頻游戲的高仿城市趨同?“它們一定會融合的,”CEO里昂相信。在今年的游戲《看門狗》中,融合了藝術、城市、虛擬和現實的要素,對芝加哥進行了再造,就此運營的預算達上千萬美元。但里昂預測,“今天我們在游戲里看到的,十年之后,將變得非常便宜。”(譯注:游戲《看門狗》,將未來城市設定在芝加哥,一個神秘組織通過中央控制系統操控了全城,并獲悉了所有人的秘密、銀行賬戶等個人信息。玩家可扮演主角艾登皮爾斯,一個同樣能掌控城市監控系統的黑客,將與邪惡組織進行對抗。)
如果你戴上游戲耳機、顯示器,能穿行到可視化的高度仿真城市,那會是怎樣的感覺?反正里昂稱,自己次嘗試時,“一切都因我而改變了。”但也由此催生了一個令人不安的想法:當這些高仿世界與真實的事物一模一樣時(除了不可能被搶劫外),不少人更情愿活著在虛擬空間里。當我們把所有時間耗在其中,而且這個虛擬都市比物質世界建設得還美好,那未來智慧的城市就只能停留在我們的腦海里,而且我們不會注意到周邊的世界已經坍塌。
于此同時,在城市被模擬的過程中,也殃及個人,在模型中,個人被稱為“代理”,這會讓人感到一些害怕,要堅持自由意志,讓個人在城市中的行動不可預見。對此,里昂回應:“對于個人而言,是對的,在群體上,那就錯了。對你明天將做什么的時候,我不能預測,但我有充分的自信掌握什么人群將做什么事,以及某一人群將做什么。如果你一直都在收集數據,你會利用這些數據做些模擬。”
“假如說,倫敦有3000萬人:就做一個3000萬人的模擬,可以非常地反映倫敦,但它又不是倫敦:這就有了3000萬的“代理”,像平常一樣上下班、忙于各種業務;一樣降臨暴風雨;也會關停幾條鐵路線;甚至也遭遇恐怖襲擊、地震等。”里昂說,由此將會得到一個高度的信息:大量的人群是怎么應對各種事態的。但他又表明“我不是對特定的某個人感興趣,而是對群體的應急行為感興趣。”
但如果換做更邪惡的主體機構,他們只對特定的個人感興趣,其監控又將意欲何為?在未來,無意識的市民所到之處,處處布滿傳感器、攝像頭和無人機,這些玩意跟蹤每個人的表情動作——無論他們正在笑(這已經在英格蘭切爾滕納姆的爵士音樂上測試過了)還是正難過。這牽涉監控與隱私的問題,也許,政府情報部門都在掃描我們的郵件。無論走到哪,都避不開垃圾郵件。智慧城市可能像里約熱內盧那樣,服了藥物似的興奮,在那里,你從來不會隱形。
“如果有一個移動手機,加上應用全城的傳感器,人們就能追蹤到每部手機的軌跡,”里昂指出,“而且,沒有任何東西能阻止,人們對在《模仿城市》中的一舉一動進行可視化。”一如在《看門狗》游戲中,你能看見“化身”穿行城市的記錄,并能收集到他們所有社交媒體的檔案。而關于人是怎么移動的,你得搜索更大的數據庫,這樣海量的數據會讓人頭疼,但只要啟動游戲式的可視化,就一眼可獲知:“哦,那是他們居住的地方,那是工作的地方,而那可能是他們情人呆的地方,那里是一起暢飲的地方。”
應用與智慧生活
開放數據的倡議越來越明確,英國的兩個城市,布里斯托和曼徹斯特,正在促進關于城市停車、采購、規劃、公廁以及消防服務等數據公開可用。這樣的智慧思維,作為促進民主化的動機,可以說無可非議。既然市政數據庫的建立資金來自市民稅收,市民就應有權使用。來自咨詢公司“城市身份”的麥克羅林森認為,只要你有意愿并了解當地特色,讓城市本身“運作”起來,以正確的方式呈現這些信息,城市就能“回歸到數字世界中”,該公司正在和布里斯托合作推進此計劃。
但數據怎樣開放才是安全的?其實早有證明,比如,倫敦周期租賃計劃的開放數據可被用于跟蹤單個騎行者。“整體而言,它具備一個老大哥的潛質,”羅林森認為,“如果別人使用你發布的信息,無論這么做的人是什么身份、有什么目的”,這些需求將是一個“重構的社會契約。”
有時,要去跟蹤具體的個人,至少要有足夠好的理由。以Simudyne公司的撤離醫院模式來說,它需要與真實數據直接相關。“你在屏幕上看到的少數人都是真實的人,模型直接與患者數據庫掛鉤,”里昂解釋,因為“我們必須能跟蹤這些被燒傷的可憐孩子。”當然,如何跟蹤病患,又是另一個不一樣的問題,“也可能有人出現強烈的反彈,而想脫離這個系統,”羅林森說。不滿的市民,聰明的做法就是團結起來:丟掉手機,除此之外也沒什么損失。
事實上,對智慧城市的愿景競爭就是代理人對社會愿景的競爭,特別是在事關誰將坐擁社會權力的層面上。“終,智慧城市將毀掉民主,”霍利斯提出了警示,“像谷歌,他們擁有足夠多的數據,但不會問你,你想要什么。”
有時,你會在智慧城市的預言中,聽到一些很隨意的假設,比如,政治已經結束了。甚至在此峰會上,一個熱情的主持人更大膽放言,聳聳肩說到:“互聯網將吞噬一切,互聯網也將吞噬政府。”還有一個演示,介紹了一種“自我催化的油漆”,涂在城市家具上,能消解有害污染物,比如氧化亞氮。在某一段視頻剪輯中,一名工程師抱怨:“沒有人真正把污染歸為一個問題。”其實,國家和地方政府已把污染視為一大問題,有權對之征稅并進行規制,但以智慧的油漆來取代之,顯然并不是我們要做的智慧的事。
當一些科技巨頭在慶祝其公司擴張時,一種基于智能手機無照的打車軟件Uber,卻在西班牙和印度新德里被禁用,在美國多個州也遭遇起訴,起訴者聲稱其優步“破壞”了現有交通基礎設施,希爾(Hill)對此提出:“加利福利亞對用戶體驗的強調,真的在世界范圍內被實踐了嗎?我們不要丟掉了普遍服務的理念,正如倫敦交通始終如一對此踐行。”
或許,智慧城市智慧的地方,并不是非得依賴傳感器和電腦的連接,甚至根本一點都不需要它們。在“重來未來城市峰會上”,西門子公司的茱莉亞亞歷山大把曾臭名彰著的哥倫比亞城市麥德林提名為世界上智慧的城市之一。幾十年前,麥德林還是無數*團伙的窩點。而它的問題棚戶區已重新融入城市,但靠的不是智能手機,而是政府資助的公共運動設施,以及用電纜車把棚戶區的人送入城里。這樣,以一種此前人所未見的方式,讓那些社區互動起來。現在,麥德林已常被當成“社會城市化”的典范提起,去年,還被非盈利的獨立機構“城市土地學會”評為世上具創新的城市。
在峰會上眾多演講者中,澳大利亞新南威爾士大學的喬納森雷茲,這位持懷疑態度的觀察者,為建筑智慧城市提出了“一條更智慧的方式”:除了建筑師和城市規劃者們,也不妨邀請心理學家和人類學家們加入。這樣的團隊,肯定會對技術人士所謂的“終端用戶”,即市民,獲得更好的理解。歸根到底,一如在莎士比亞戲劇《科利奧蘭納斯》中,一名護民官向人群提問:“沒有人,何為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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